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时间，现任中央新影集团总裁助理、副总编辑，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兼职教授。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辑专业，同年进中央电视台专题部。1992年调入新闻采访部。1993年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并创办中国第一个人物访谈栏目—《东方之子》，任制片人。1995年创办《真实再现》节目，将影像的再现用于纪录片的创作。1996年创办《实话实说》栏目，最早把 TALK SHOW 节目引入中国。1998年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总制片人。2000年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创办《直播中国》、《媒体链接》、《纪事》、《世界》、《新闻早八点》。2001年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2002年任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并执导大型纪录片《抗战》。2003年推出《为您服务》栏目之《非常调查》节目，并创办《道德观察》栏目。2004年参与创办《社会与法》频道，任法制专题部副主任。

从业20年来，始终致力于纪录片创作和主持人谈话节目。代表作有《我眼里的爸爸》、《回延安》、《天津市长李瑞环》、《天安门》、《毕业》、《魏家胡同》、《周恩来》、《布达拉宫》等。多次获得国内各大奖项，如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金鹰奖、华表奖。多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及展览，如鹿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柏林电影节之“青年论坛”、美国MOMA现代艺术展等。推出了一大批优秀节目主持人，如胡健、白岩松、王志、温迪雅、崔永元、邵宾鸿等。

时间是个守时和严谨的人。乍一看，在工作状态里他几乎不苟言笑。

时间说话很直接，直接得让人马上感到他工作的紧张和工作方式的职业。

时间在和我谈话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个人在电视媒体当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但是做电视做栏目靠个人是绝对办不了事情的。这种集体感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有。”这句话让我油然而生对他的敬佩。这是一个有公心的人。他对事物发展和全局的客观认识以及直击主题的谈话风格相信对每一个人都有触动。

“因为你知道电视不是个人的艺术，需要许多环节共同地动作——那种对标准的统一。比如说，我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去反映、表现。但是一个人在全部环节中就不能统一了。我在从事《东方时空》的近八年的事业中，有很多有共同追求理想的伙伴和同事，所以这是大家的一种集体的贡献。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每天都希望能有一个直播感觉的片段，那就需要更多的技术环节。我现在已经不在第一线从事编辑工作了，我可能现在还在播出的第一线做行政的领导角色，跟一个具体节目的生成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下一步的电视工作中还要依赖和仰仗更多的人协作。还有新闻中心的很多带头人，各级领导，相对来讲，在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到现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时间1981年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编辑专业，1985年毕业分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1992年从专题部调到新闻采访部，进入新闻中心。到现在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就从我对电视的理解或者说认识上的形成，主要是在北京广播学院，那时我的很多老师刚从国外回来，也可以说，我们这批学生是最早受到国际传媒影响的老师培养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西方发达国家电视业的发展和现状的了解和最新的电视观念的形成是受到这些老师影响的。他们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学习了一个阶段，然后把国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对电视的理解灌输和传达给我们，我赶上了一个比较优越的一个条件。”

在新版《东方时空》顺利播出的第一周，时间上夜班，睡眠很少，凌晨十二点钟的编前会一秒都不差。他肩负的很多责任让他的脑子象上了发条的电脑高速运转，尽管睡眠很少。“有很多人说，时间，你为什么要有这种责任感，不一定非得把自己搞的这么累。我记得我非常明确的一个思想是：要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因为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我们许多事情和发达的国家相比较还很落后。我做为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我肯定是从我这个领域里先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在办《东方时空》之前的七、八年的时间里，我主要的探索是纪录片，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我对事物的这种认识方式，用一种纪实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出来，表达我个人的感受和情感以及我一些看法。”

表达一种对人的尊重

时间说，《东方时空》最早想叫《新太阳60分》，就希望这个节目是新的，是刚升起的一个太阳，是有朝气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里面能够出现一种新气象。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当时确定的是早间的一个节目，能够有这样一个冲出力。后来，上级领导给定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东方时空》。”

1985年，时间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真实得如同表演”般的国外纪录片，立刻便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发现，电视完成从宣传工具到传播工具的职能转换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纪实语言。

时间说，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在宣传而不是在传播。“后来开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实现了人性化理念的突破，就是表达了一种对人的尊重。这个指导思想是在这之前的一个长期思考的结果。”

1993年，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高潮期来临之际，时间在《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首倡人物访谈形式，让人物直接面对观众说话，说真话，说实话，‘呼唤真诚的人际交流，表达个性的主张，尊重人的自我价值与尊严。”

“我们当时办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大部分都是三十岁左右，都是三十多岁吧。那一年我正好三十岁，是最年轻的一个。有一定的签别能力，有一定的经验，还有希望能够做出点具有创造性的事情的这个年龄。然后，大家把这么多年来，对电视本身的一种思考，和对电视现在中国社会扮演的文化功能，再进一步地拓展。应该是这么两个指导思想吧：一个是添补电视的空白，做专业的突破；一个是对传统传播概念的一种替代，是用传播替代宣传，从主观的灌输，给人以截段一种教化式的一种方式到一种与人平等交流，真正地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让普通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采用这样的纪实语言，也是我们在传播理念上的一种探索。一个是专业方面上的，一个是对社会认识而带来的这种变革。”

“我们本身都有比较浓厚的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感觉到新的时代的到来。进入九十年代，正好小平南巡，这种改革的局势就进一步地热气腾腾，所以我们觉得国家非常有希望，这就是当年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时间说，《东方时空》最早叫《新太阳60分》，就希望这个节目是新的，是刚升起的一个太阳，是有朝气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里面能够出现一种新气象。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当时确定的是早间的一个节目，能够有这样一个冲出力。后来，上级领导就给了这么一个名字，叫《东方时空》。”

“事实上证明，我们做为个人来讲，确实是要有一种精神。你比如说，在当时提出关注人的这种思想，这是一种完全理想化的一个目标，这是一种责任感的东西，一种信仰。有了它，我们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才会去想方设法地去排除困难。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是一个栏目，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在认识上我们必须要统一，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贯彻’这种想法，去影响其他同时。

《 实话实说》的出台与崔永元

因为我的观点是，你拥有什么样的主持人，你才能拥有什么样的节目。象崔永元呢，他是我的同学，我比较了解他，应该没问题，但是他是不是那么好，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先是在社会上找，找律师、学者、记者、教师，结果都不符合这个‘脱口秀’节目的定位。”

《东方时空》是从1993年5月1日开始播出。

“两年之后，就是1995年，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局限性。应该说《东方时空》最初的设计是比较个人化的。这个个人化是指我们制片人自己，开始的方案形成，没有经过论证过程，是大家想做一件事情，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把过去工作当中从内容上希望释放出来的东西或者从形态上觉得是一种先进的节目样式拿出来，结果大家就凑出来的一个节目。”

“两年之后，应该说，1993年到1995年，传播界或者是受众的心态，观众的习惯是非常变动的两年。也可以说，我们的电视市场，观众因为受了《东方时空》的影响，完全发育起来了。这样就显得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的不足。因为从事了这个节目，所以我们的视野也开拓了，或者说我们感受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或者说越来越高级了。那么最初的这种对节目的设计感觉到一种局限性。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在STARTV看到了 的谈话节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目方式，是我们国家下一步的一个发展方向。”

“后来，我就从台湾请来一位电视制作人，向我介绍国外的脱口秀节目。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方式非常感兴趣呢？就是我们当时《东方时空》的形态，它的局限性体现在谈话人的空间，他基本上是单向的，就是被采访对象也好、还是记者也好，他所表述的牵向性是很明显的，不具备争论的可能。还有，实际上电视节目，应该是一个大众传播当中的一个范畴里面的一种事物。所以呢，应该怎么来研究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参与。但是，我感觉我们原来的节目不具备这个特点。于是，我就提出来，做一个‘脱口秀’节目。那么就在1995年的5月4日，在《东方时空》两周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由崔永远主持的，一个武汉的工人为了救落水儿童而全身瘫痪，展开争论的一个节目。后来又做了样片，1996年的3月16日就把《实话实说》推出来了。”

《东方之子》走上正轨之后，时间又开始实验《实话实说》栏目。《实话实说》正式播出后，迅速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了收视热点。《实话实说》寻找到了这样的现场传递出多种声音，展示多元化的视角，倡导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

时间认为我们同国外的谈话节目在内容题材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国外的“脱口秀”，基本上是一种“秀”，他的娱乐成分是很大的，他能够开政治和其他的玩笑。因为我们导向的把关是不允许这类题材出现的。所以，一直是面对很多的困难。

“三四个月之后，就停播了一段时间。在停播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总结了一些做法。什么原因停播了呢？因为导向的不明确造成的。比如说，这是由观众参与的一个节目，那么观众参与要在一百多人左右，要想他们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谈话节目的一个特色。但是什么样的话题才能具备大家带有争论色彩的这种谈话呢？那就是看法不一样的，而不是众口一词的那种。你比方说，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我们从传统道德来讲，那当然是不要回报的，但是从现代文明的机制角度来讲，应该有一种机制来保证人们对这样一种善行有所激励，这是两种观点，他们谈得很热闹，最后的结论也没有给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回报不回报呢？这样的节目我们做过几个，所以让人认为导向的不明确的缺陷。”

“后来我们就选择了一种个人经历、个人感受的话题。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个人生故事。就是再有争论也是局部感觉的，不牵扯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或者就是只是一种具体做法的一个讨论，不是整个让人们感到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上的那个问题。后来，就一直到现在，就比较顺利，而且越来越获得好评。而且现在这个节目还被认为是导向把关非常好的一个节目，非常到位。”

谈到《实话实说》和崔永元，时间露出了一些笑容。他承认选择崔永元绝对不是歪打正着的，而是早有预谋的。

“实际上选择崔永元是有说法的。我本人在学习借鉴西方电视节目概念里主要是对主持人的认识，当然，在我的电视实践经验里面来说，应该是有两类节目来构成我对电视这种艺术方面：一个是纪录片，是不需要主持人的；还有一个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应该是以主持人主持为特征的。所以我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做了很多由主持人来体现节目。所以在《东方时空》开办的时候，是以《东方之子《在不断推出主持人为一个成功标志的。比如说，当时白岩松、温迪雅、胡健、王志，都是我们这个栏目中比较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同样如果没有一个象样的主持人，是做不了这个节目的，所以当时也包括现在办这个《东方时空》往往是把很大精力用在去找主持人上。因为我的观点是，你拥有什么样的主持人，你才能拥有什么样的节目。象崔永元呢，他是我的同学，我比较了解他，应该没问题，但是他是不是那么好，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先是在社会上找，找律师、学者、记者、教师，结果都不符合这个‘脱口秀’节目的定位。”

关于说起《实话实说》主持人男女选择的问题，时间说，“开始男的女的都有过，主要还是找男的比较多。因为那时在1995年、1996年我们希望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关注，所以女士不见得在这方面有优势。后来，实在外面找不到，我们当时手里的底牌就是崔永元，按说主持人应该有这种思辩能力，他的思想深度是必备的，同时他还要有自己的语言魅力，对后者，我对崔永元非常了解，对前者，因为我们的成长经历、学历背景都差不多，对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持有怀疑的。所以，也就是这一点，没把他当做第一个选。后来两者结合起来了，实在是很难得这样的人。就包括崔永元现在他所实现的、所赢得的这种青睐，也是扬长避短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对问题的深刻的认识还是调动嘉宾、专家的参与，他本人就是语言的幽默、场面的调动，这是他的天生的一种能力。他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人嘛——本色！”

“当然在做节目当中可能是进步的，就是说这个人本身因为做了这个节目他的本色是不是进步，那我想他也肯定是的。你做这个节目和不做这个节目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更具有公众的色彩了，过去他耍个贫嘴可能行，但是要达到幽默的程度，也还需要不断提高的。

时间说到崔永元的优点，“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传统道德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所以我跟他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对善、对恶的评判标准，对生活当中、对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崔永元，他能够做到今天，也是这个素质在起作用。就是说他很少参加这种出头露面的场合，他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时间坦言自己对主持人要求是非常完美的。总的来说，他认为崔永元这个人非常有魅力，其实魅力是一个整体形象的综合评价。

“象崔永元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有非议，但是这些压力我都顶住了，我就知道他们是会成功的，至少在现在的屏幕上，他们是独树一帜的。也许就是他们这样的形象，我才看中。你比如邵滨鸿，她现在还是个大眼镜，眼镜很大，就是因为眼镜大，我才觉得有特色。也就是因为崔永元和白岩松的形象不过硬，才与众不同，有个性。我最极力的一个主张，就是要推出有个性的主持人。因为当时，屏幕形象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多样化的一种标志，千篇一律的东西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替代的。那么在他们来说，他们起到了这样一种功能。因为现在人们对白岩松等主持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说明人们的意识是已经转变了。”

现在到了电视的中级阶段

时间认为我们大家要思考的是，电视发展下一步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那时是初级阶段，现在应该到了中级阶段，中级阶段就应该是我们对社会事物要产生一种影响的作用。那我们什么样的节目能体现出来对社会干预呢？你象《焦点访谈》，它是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调查》也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之后，然后来影响社会，它对社会事物因为媒体关注，电视媒体关注而产生的一种作用。

时间总结他的电视实践，认为应该始终是两个指导思想：一种就是从电视专业本身我们应该发展怎样的节目，需要在哪能些方面与国际接轨。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要考虑到观众的需要。

“比如说，在1993年的时候，需要一种平等的交流，需要体现一种受众的个性化的人格。而现在，比方说，我做了一个纪录片，谈话是两分钟，但那时领导通不过去，说人物说话时间怎么那么长，可现在打开电视，几乎都是这样，而那时还没有同期声。这说明审美观提高了，或者是人们接受了这种纪实语言，或是人们观念都变了，需要这种民主的屏幕了，以前是专制化的屏幕，现在是民主化的东西，这说明了这个社会的进步。”

“我当时是只做《东方之子》的子栏目，我的精力还有很大的余地来做别的事情。我那时有三个职务：一个是《东方之子》制片人，还有一个《实话实说》的制片人，还有就是纪录片《周恩来》的总导演。象这样三件事情我都能一起来做，可见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让我倾注全部精力。就包括《东方时空》，我有很大的压力是如何让它出台，用什么样的最有效的方式把它做成。实际做成之后，也就没有压力了。就应该把精力放在下一部的考虑，我们现在推出的《东方时空》，不只是推出了一个栏目，实际上这一个栏目涵盖了几年将近半个频道的一种节目形态。我们有个周日版、有国际版、纪录片，还有直播日常的栏目，既有热点人物采访，又有现场报道，关注事件的栏目，又有小品新闻，所以新闻传播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时间认为我们大家要思考的是，电视发展下一步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那时是初级阶段，现在应该到了中级阶段，中级阶段就应该是我们对社会事物要产生一种影响的作用。那我们什么样的节目能体现出来对社会干预呢？你象《焦点访谈》，它是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调查》也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之后，然后来影响社会，它对社会事物因为媒体关注，电视媒体关注而产生的一种作用。那么我希望在这一两年内，在我的节目里，比如说新闻节目，我们可能会报道一些国家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不是能够被人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一些舆论的解释工作，或一些事情事实在先，一些法律、一些条文还没有出台，我们是不是能因为我们做的节目来影响政策的变化，而一个政策的出现在我们的电视里起的作用还是很少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迎合观众，或是满足观众的需求，而是还要有引导的作用。我刚才说的做一些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影响作用的节目，主要是体现后者的感觉，就是还要引导中国的电视观念或者是整个民间的思维。《东方时空》培养观众应该是指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他的早间看电视，原来没有这个习惯；再一个意思就是，调动起来他们参与社会问题的热情，也是对观众权力的一种回归。你比如说：老百姓以前一般不让上电视，没有必要，上电视都是宣传过的人。现在普通人上了电视，在我们的〈百姓故事〉里边。但是到了《实话实说》呢？他们就表达他们观点的空间这个舞台，但到了一定的时候，要知道观众的局限性，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最真实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会有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我想做一个论坛方式的节目，就是带有深度的一种节目。我们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那么这个讨论是有深度的，就象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这样，或是《时事辩论》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叫《东方论坛》，这是我在1998年至1999年想推出的节目，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没有出现。”

直播不仅仅是个概念，也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

你象现在两个半小时《东方时空》是直播的，这个直播是在演播室的，那演播室完成的还是技术的。不是事实本身，是我们加工过的。这也同样是观众的权力，经过媒体包装过的东西，它离事实本身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种直播，就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刨出去我们节目的内容质量，就从那种方式，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直播的栏目。

“最近我们在主张新闻节目的直播，或者我们的栏目里〈直播中国〉的一个栏目，对直播的认识又非常强烈。象敬一丹的那个栏目。但敬一丹的那个栏目，它只具有一个技术手段的功能，就是用直播的形式来带动观众去认识一些未知的东西，但这个未知呢？是在这个人类学的范畴，而不是社会学，我希望能够用我们直播的这种语言来传达一种对新闻的一种敏感，对新闻的捕捉，对最新事情的动态和延续。”

谈到直播，时间说，“这还是我们说的新闻的术语，也是一种权力的问题，我们观众可能能从肉眼上得到一些最新的东西，但是电视还跟不上这样的。直播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对现在我们直播的手段不用于更多事物的报道，那还说明我们这是一种封闭的方式。你象现在两个半小时《东方时空》是直播的，这个直播是在演播室的，那演播室完成的还是技术的。不是事实本身，是我们加工过的。这也同样是观众的权力，经过媒体包装过的东西，它离事实本身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但这是个趋势。”

这种直播，就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刨出去我们节目的内容质量，就从那种方式，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直播的栏目，天天都有两个半小时，就不是直播的，它也是最大的，更何况它是直播的方式，这就说明我们电视台的一种进步，因为在当时我们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台里面就同意了直播的方式。但是，我们又觉得要是录播的话，你根本都做不出来，怎么做那么大量。直播版是必须要做。

我开始是没有把握的，后来，我们很多制片人就说一定要直播，然后，于是就以直播的方式来确认，经过十天左右的演练，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果然在播出当中，即便是有小的口误，那也是很正常，但这样的方式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在前10天当中，每天都有电话，都是抢在第一时间的报道。这应该说，这是作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里面，它能够应该具备这种气势。

直击新版《东方时空》

自从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以新闻杂志的形式推出了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引起了亿万观众大的瞩目。而有一段时间关于《东方时空》改版不断有消息出来，每次说法部有些不一样。最后确定下来的新《东方时空》是个什么样子？跟过去的《东方时空》有什么区别？这些是很多老百姓颇为关注的问题。2000年11月27日，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新版《东方时空》终于以全新的面孔呈现在观众面前。

“跟过去的《东方时》相比，首先是长度增加了。从40分钟增加到150分钟，从每天早晨6点到8点半首播，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档节目。我们的广告语改为“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增加了新闻、资讯和当日中央媒体的新闻精华的组合，叫《传媒键接》；《东方之子》改成了新闻人物，叫《面对面》，《时空报道》改成了《直通现场》，增加对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生活空间》改成了《百姓故事》。变化比较大的是周日版，以前《东方时空》周日播《实话实说》，从27日以后的那个星期天改在晚上播出，取代它的是3档新的栏目，一档是《百姓故事》的精华版，叫《纪事》，一档是水均益主持 《世界》，是一周的热点人物和事件，一档是敬一丹主持的中国电视第一个直播栏目《直播中国》。《东方时空》和老版本比收起来，有一些不同点。“信息量的加大和服务意识的增强。我们原来是6点、7点、8点档播出整点新闻，但和《东方时空》是两张皮，现在就整合起来，既体现了对早间节目的信息浅水水照顾到过去原有观众的收视习惯。”

由于新版的《东方时空》并入了很多类型的节目，时间长达150分钟，从栏目设置到节目形态，从主持人到报道方式来了一个大“变脸”。有关新版《东方时空》成功播出的消息早见诸京城各个报端。做为一个早间节目，《东方时空》的值班人员是在夜间上班的，每天晚上12点的编前会，夜里3点开始时间就要进行审片和对稿。凌晨4点到6点，时间开始倾听《早新闻》、《时空咨询》、《传媒联接》、《直通现场》和《面对面》、《百姓故事》的编导们一个个做最后的汇报。

“调整是电视事业的发展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培养和推出新面孔，为明年新闻频道的推出打下基础。我不认为原来主持人的调整是到了次要位置。比如说对于水均益来说，对国外首脑的采访和对国外发生重点事件的参与是他的优势，〈世界〉可以说让他的定位更明确了。因为我们需要考虑《东方时空》的新闻属性，又要考虑到这是国家大台推出的节目，所以，国外早间节目的家庭气氛不是我们所强化的。比如主持人的状态、演播室的气氛、话题选择，他更轻松随意，但我们还是要求庄重感。”

在第一天开播的时间里，有人注意到时间在仅仅两分钟的间隙里，在两个房间来回跑了6趟，每一个在走廊里忙碌的人都默默地为他让路。时间更是在一声声“对不起、对不起”的回应中奔忙。11月27日凌晨5点半，时间陪同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来到的导播室。8点30分，直播终于顺利结束，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广播电视总局的领导和中央电视台台长、台领导向大家直播成功表示祝贺。

时间说，许多的观众和朋友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最远的电话来自拉萨，很是令人感动。开播前后我的电话还在不停的响。这次改版付出很多人的心血，第一天来值班的30多人。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件大事，11月27日对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有意义。时间还说，新版的《东方时空》在风格上会继承许多年来形成的“关注社会、激浊扬清、锐意进取”的传统，同时突出信息服务，强化政治意识。新版的首播热线电话，从凌晨6点就没有停过，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接到100多个热线电话，电子邮件也接了20多封。一位福建的热心观众打来电话说，从早晨5点就睡不着了，心里很急，我是伴随着《东方时空》长大的，看了新气象，觉得新闻服务做得特别好。

时间对四位新主持人的表现基本满意。“虽然他们不大有直播的经验，但两个半小时《东方时空》的直播他们经受住了考验，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就拿我们这次推出的新版的节目，它的构成是由过去专题的框架，再加上新闻资讯这样复出的。我们这个版的节目，还在磨合期，它不可能达到这个节目所应达到的正常的时速，所以，才开不到一个星期，但我们的追求还是能有所体现的。这次希望能够给观众更大的信息量，然后，用一种交流的方式来传递，而不是灌输式，不是《新闻联播》式的那种教条式的语言，而是带着一种个人感慨的成份，希望主持人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又带有这种更个性化的角色与身份。”

“也可能在很多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方式上应该说还是被认可的，还是受到普遍的欢迎。这种直播，就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刨出去我们节目的内容质量，就从那种方式，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直播的栏目，天天都有两个半小时，就不是直播的，它也是最大的，更何况它是直播的方式，这就说明我们电视台的一种进步，因为在当时我们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台里面就同意了直播的方式。但是，我们又觉得要是录播的话，你根本都做不出来，怎么做那么大量。直播版是必须要做。”

“我开始是没有把握的，后来，我们很多制片人就说一定要直播，然后，于是就以直播的方式来确认，经过十天左右的演练，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果然在播出当中，即便是有小的口误，那也是很正常，但这样的方式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在前10天当中，每天都有电话，都是抢在第一时间的报道。这应该说，这是作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里面，它能够应该具备个人这种气质。你象这些对一个从事这种传播的一个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有挑战性，也很刺激，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工作，这种付出投入和付出很大，因为你得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大家的热情也非常高涨。这里面也有很的困难，但我想，随着观念的解放、技术条件的成熟，以及我们传播新闻的能力不断地加强，想达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面对新版直播的《东方时空》，时间更多的应该是兴奋。

“我以前做专题节目出身，对于新闻节目经验不是很足，但是这次改版对新闻传播方式的探索让我有很强烈的兴趣，我希望这次东方时空的改版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方式的拓展——不是简单的灌输，而是和观众加强互动，体现一种人文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从我们1993年开播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和健全，但它对新闻传播方面的拓展还留有很大的余地。事实面前应该做到人人平等，而不是只有记者的判断能力，是一言堂，我们应该和观众一起进行积极的思考。而在新闻事实的表述上，我们力求更多的人感兴趣，更好看。当然这两个半小时的节目都是直播，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你要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另外就是主持人的说话习惯，把握说话的分寸。我要为播出安全提心吊胆。”

把大家连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在一次年终总结会议上，孙玉胜提到我们有很多记者，长期在外面不停奔波制作节目，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我呢，在《东方时空》工作室创办成立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有一次开会，我也是当众从来没有过那种激动的情绪，也是哽咽了半天，当时说到一个事情，我们的一个编导做了一期节目，叫《祖国》，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看了，他流了眼泪，我跟他讲，我看了这个片子，也是眼圈湿了好几回。这个节目真是感人，那是一种心里深层的感动。

时间说他很想谈谈除了我们做为一个播送事业的实践者，除了我们对事业本身的热爱，以及个人的不断地收获外，还有就是能够支撑我们，或者说能够让我们不断地去努力，这里面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集体给予我们的这种动力和智慧。

“因为这个集体对我来讲，象个大家庭一样，我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同时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我们面对每一份成功，每一份喜悦的时候，这种幸福感、成就感大家是共同分享的。而同时这个集体呢，我们有很多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还有一种精神。除了一种管理方式，应做的一种体制的经验之外，还有共同的理想。因为从它创办到现在，不断地有致力于对电视事业热爱的人加入进来，而且这种探索创新的动力始终没有消退。我想，因为这个集体给我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从过去多少年过来的感受，我能带给同事们的，也是在这方面，做一个非常注意赢造我们这种工作环境的管理者。所以，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工作环境。”

时间说《东方时空》历史上做过很多连夜赶制节目，第二天凌晨播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完成，当天播出，在八小时以内做节目，而且用整个部门来上，不是个别的创作集体，而是整个的队伍都投入到第一线。

“你象我们做的上一次申办奥运节目，我们是连夜赶制的节目，那是1994年，你象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奥运的节目，中央电视台关于奥运的报道很多，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在栏目内播出之后，还拿到台里面重播。关于奥运报道，我认为是专题节目里面是最优秀的，从选题意向，到制作完成，十七个节目，我们只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时间对于《东方时空》的感情是朴素、真挚而深沉的，他曾提出过，《东方时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应该永远存在下去，“人迟早有老的时候，当人的观念跟不上的时候可以换人，当节目形式不符台观众欣赏口味的时候可以改版，但这个品牌不能倒！”说这话的时候他有些激动，“我们迟早要退出中国的电视舞台的，但到那时，令我们安慰的应该是——《东方时空》的旗帜依然光彩夺目。”

“你知道我们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一旦你要做的是一种创新的事情，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有了这种想法，你怎么能够实现呢？我即便是个理想化的人，但在很多现实面前，我也是一再地退让，也是为难，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有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环境和其他同事对我的鼓励。那么他们也有很多创新思维，大家在一起一直是保持一种某一方面的追求吧。”

“你慢慢地会感到我们事业的发展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对某一个节目的设计和想法也不是我们对电视节目的一种追求，而是说这个集体需要发展壮大，需要很多人的愿望得到满足，你如果老做同一类的节目，或者说同一种规模的节目，人们就会陷于一种很机械状态，但是，凡是有追求，凡是有理想，那么你都要在现实面前碰壁，都有这个挫折感。那么这个挫折感怎么才能转变呢，而用另外一种所能实现的方式进行替代呢？那就靠另外人的提出的想法，然后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想法，如果要不是慢慢去实现的话，那就对不起大家。”

最开始听到时间说起电视不是一个人的事的时候，我第一层次认为他是谦虚和有品格的管理者，但当我们的话题谈到这个层次上的时候我真正比较深入地明白了时间话里的深刻含义。那时一种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感觉，是一种融合汇总的感觉。

“有一次，我们在一次年终总结会议上，孙玉胜提到我们有很多记者，长期在外面不停奔波制作节目，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我呢，在《东方时空》工作室创办成立以后，大概不到一个月吧，有一次开会，我也是当众从来没有过那种激动的情绪，也是哽咽了半天，当时说到一个事情，我们的一个编导做了一期节目，叫《祖国》，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看了，他流了眼泪，我跟他讲，我看了这个片子，也是眼圈湿了好几回。这个节目真是感人，那是一种心里深层的感动。虽然他讲的是志愿军战士，但是他并没有谈到比较敏感的战争问题、外交问题。而只是讲到在战俘营当中，几个热爱祖国的志愿军，他们怎么来坚持斗争，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报。看完之后，孙玉胜说这个节目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宣传口径问题，不能播出。这个事情我就在会上说了。

“就是我们明明认为是好的节目，就是不能播出。你象这种很残酷的事情，确实让我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只能去服从上级的命令。另外你觉得那么多人付出了很多的辛苦，而没有得到承认，你觉得很难过。我更大的委屈来自于我无能为力。感觉到对不起同事。比如说，有的领导看我跟下面人发脾气，他就觉得一个是你做为领导不应该这样对待同事。这样呢，你也犯不上，生那么大的气。我说：你不理解我，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的制片人也好，管理者也好，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与心情。就是说，我们不是针对于这个片子，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个片子，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片子说行，说不行，他必须服从于我们这种判断。但是我们是为了这个人的前途，我们不光告诉他这个片子应该怎么作，我们甚至告诉他这是一种整个的修养。所以我着急，不是因为他这一次做的失误，而是着急他现在还不成才，是为他成才的前途来考虑。”

时间不能容忍任何有损于《东方时空》集体形象的事情，他蔑视甚至几近敌视那种在《东方时空》不求上进、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时间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坦诚直率的处世方法也一天天地影响着编导们。

实际上大家能理解这一点，所以说，我在这个环境下养成这样一种态度，一种作风，也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大家也都非常理解。我们同事之间是能接受，但外人看来是有点太过份了。你看，我带出来的编导，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独立制作大型的几十分钟的节目。我在《东方之子》做制片的时候，手下八个编导，现在这八个编导，都不再做八分钟的节目了，都可以做大片了。

“我这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很长时间我的心情不太愉快。因为我最初的追求是一个导演，是一个艺术家。后来我变成一个管理者，这个角色的转变，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一直面临这种选择。但是，我当了评论部的副主任以后，实际上我也不太可能再到一线上去做节目了，而且我也很难跟做节目的编导去沟通，因为评论部的事情太多。后来我就把自己定位在，要求是能够给其他的编导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做为我个人的一个定位，这样转换过来，我的心情才舒畅起来。”

时间有一段时间觉得，做这个管理工作，不如以前，不亲自去干了。

“因为你在这个管理工作当中，当你管别人的时候，你肯定是要被别人管的，你没有在面对事物面前你的那种操纵感，驾奴感，我想在这个片子在这样接，那样剪辑的那种愉快是没有的。后来你发现，我现在觉得你其实不光是这一两个原因，而是支撑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核心的作用更大一些。我是希望能够给很多人带来方便吧。”

《东方之子》的定位转移

我一直认为，做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表达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关注。那么，他跟这个社会之间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呢，我将无法从事大众传媒工作，那么我必须把艺术家的定位跟这个角色转换过来。我是一个社会人，我是一个媒介工作者。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我们要给这个社会什么呢？我们给这个社会的是不断地揭露吗？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给人们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人性当中美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考虑，如果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的艺术家，那么他应该给人留下一种真善美的事实和思考。

时间是最早的在电视行业提出关注人的电视人之一，对很多人特别是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是很有帮助。“每一个人对面对问题，如果说要想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面前，想生长出嫩芽也好，你必须要有一种追求。否则的话，你很快就会被同化、被挤压、被淹没。”

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要想在现实面前寻找实现理想出路的话，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对我们做节目而言，也是一样，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这个节目的质量，也是需要你有这种大的抱负之后，才会从你具体操作的每一个环节去寻找到一种最佳的方式。

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只把追求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当何等一个目标的话，可能就使得这个电视队伍非常匠气，或者说它可能偶尔会有好作品，不会说保持一种有生命力的长期维持下来的一种创作水准。

“我们当时在《东方之子》的时候，做了一个访题，市长访谈。我就提出，我们现在做节目，不要把目的定做是做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做电视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说这个是我们的目的的话，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目的的话，那么你在操作你的每一个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更深刻的东西。比如说，我当时提出做一个市长的谈话，我们做这个市长的访谈，绝对不只是把每一个市长的节目做的非常好，而是说要让其它的市长看到这个节目后，他们能把自己的城市的管理工作做得更好，让本城市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要有这样的抱负，那么你在提出任何一个问题，问采访对象的话，你才能是一个很有社会影响力的问题，不是说非常的局限性，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要有传播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要考虑到受众，我这个节目是用来做什么的，而不是我只是把这个节目做完就完了。我这个节目做了之后，它在社会上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的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不是说只想到我跟人物之间的这样的沟通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沟通了之后，做成了这个节目之后，它是否具有的传播价值。这是一个，第二呢？如果说，我站在一个传播经验的高度、一个立场来说，那么我要把这个人的精华，或者说这个人最具有代表性和东西体现出来，这样的话，当人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收获感。当然了，在技术上要使得他这个节目好看。比如说，我提出哪些问题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在达到我的这个效果之前，首先这个问题要吸引他，所以呢，吸引他的作法之一，就是要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

很多专业电视人可能还记得当时在《东方时空》出现之前，很多人拍专题， 不注意拍摄技法，但是《东方时空》《东方之子》却用了很多细节，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在采访上，有的人问得不到点儿上，怎么能说到人物的内心，这也是时间一直琢磨的从形式到内容的关键点。

“我一直认为，做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表达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关注。那么，他跟这个社会之间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呢，我将无法从事大众传媒工作，那么我必须把艺术家的定位跟这个角色转换过来。我是一个社会人，我是一个媒介工作者。我看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它里面讲到了一个女记者获得了一个电视新闻奖，讲了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她说：我们做为一个记者，我们的职业敏感，是我们面对事物的时候，要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出来，把事物的本质剥出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我们要给这个社会什么呢？我们给这个社会的是不断地揭露吗？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给人们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人性当中美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考虑，如果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的艺术家，那么他应该给人留下一种真善美的事实和思考。这是我要求我们的编导要具有“好莱坞”电影结局的表达事物的能力。这也同样是一个导向的问题。我们还是从现实出发，真正地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促进或推动的积极作用。

我的观念在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变化在1995年、1996年这个时候，我们刚出《东方时空》的时候，我要求我们的主持人也好、摄影师也好、编导也好，要把我们这一代人对问题的看法的独特的角度体现出来，我们不能象以前的历史和观念去来塑养他人，要把他身上这些复杂的那面表现出来，一般我们在提问的时候，都要是有难度的问题。要让人们感觉到，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是在倡传以往的价值观，而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变化的一种思考方式。当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令人观注的，是刺激的，是令人感兴趣的，也是为难对方的。

但是两三年以后，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东方之子》，最后定位成对我们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我们在人物面前，也不太有可能体现我们的想法，而只能是来塑造对方。人物定位发生了变化，我使我们的编导的指导思想也要发生变化，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真、善、美，过去可能从问题入手，得到积极的回答。现在呢，从积极入手，来印证这种积极的这种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说，希望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具备的，而不是说我只是在做这个节目。那么多的人，那么大量的节目，我们没有一种灵魂性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统一我们的创作和思路的。

打开视野

我们既考虑到国外的电视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和趋势性的东西，又和我们现在的实际操作相结合，走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吧。我们有了这种比较的能力。过去我们只知道自己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种借签的东西，有了一种比较的眼光，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我们永远知道自己还做的很不够，我觉得视野阔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就是很有动力，很有追求。

让我们来回顾一个沉浸在集体荣誉和工作中的人，是怎样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这样的责任感的，团结大家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坚定的人。

时间从小就是个好学生，10岁以后就是班长了，一直到上大学都是班干部，他从小爱看小说，很早就看了《水浒》和《三国演义》。与很多人不同有极强的责任心。“我出国呢，看到外国人的生活就不理解，而且我觉得没意思，他们生来就是为自己活着，他们是琢磨怎样享受。为什么我们就不是这样一种想法呢，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是就不是自己享受呢？而是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可能就是中国人跟那个，虽然从小也批孔子，但是他提倡的那些东西，一直到现在还影响我，影响中国人。”

同学们都说时间原来在班里是非常棒的。我们那年全校外地留北京的就他一个。“有一次崔永元主持中央电视台十佳青年典礼，碰到我，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染染头发，我父母马上要来了。他就说：可怜天下儿女心。这两年时间头发白得很多，就是两鬓。”我们看到的照片里有一张，可以看到白的程度。“这是今年拍的，当时已经染了一点了。”

同时可怜天下的还有父母的心。时间的父亲从1949年便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随刘邓大军解放重庆时，是第一个进驻重庆，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的摄影记者。他的“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思想给时间极深的印象，使时间从小便树立起“经世济民”的人生抱负；但同时，时间的父亲也是个摄影家，母亲在电视台工作，从他们身上接收到的艺术熏陶又使时间有强烈的人文艺术倾向。时间认为：艺术创作是绝对个人化的，而出承担社会责任就得多多少少牺牲个人的艺术追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个人？还是为他人？是表达个性的？还是影响社会的？哪一种选择价值最高？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我的世界观也好，我的对未来的一种抱负也好，都是非常传统的。我们注意表现细节的东西，我后来收获就是，所谓的纪实语言，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用事实说话。所以，在表现事实上要以深入细致为标准的。我们对事实的展示或者表现，是否达到这个层次，这就说明我们的事实材料的说服力了。”

时间还具有一种能力——一种随时调整自我心态的能力。“具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很快就能调整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在中国搞传媒也好，搞任何艺术创作也好，都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你所碰到的困难，别人也能碰到。假如说，我到美国去，没准我所起的作用根本就微不足道，所以在我们这儿吧，大家老是在说我们是走钢丝，走钢丝的感觉当然很刺激了，所以说这种事情，比我年轻的人，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他可能就很容易感觉到这种挫折感。而且也许会因此而垂头丧气了。我呢，还能一有机会，我就能够把握住，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比别人体会的更多一些，这是一种挑战性。”

时间说，七、八年前主持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个人的经验、感觉、判断去设计栏目的。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国外的电视发展，让我们打开视野。

“你比如说，《实话实说》是借鉴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们当时的《东方之子》是没有做到位，因为各种局限性。我们这次《东方时空》改版，实际上考虑了最少两年的时间。两年前，我去美国看他们的节目，还有考察去日本，看日本的《新闻站》这个栏目，这说明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签，完全不是凭个人的闭门造车的一种结果。既考虑到国外的电视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和趋势性的东西，又和我们现在的实际操作相结合，走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吧。我们有了这种比较的能力，过去我们只知道自己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种借签的东西，有了一种比较的眼光，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我们永远知道自己还做的很不够，我觉得视野阔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就是很有动力，很有追求。”时间说做一个中国的电视人不能默视同类的一种东西。

“我做为一个实践者，应该在认识上不断地否定自己。所以我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的人，而且我敢于公开，去自我批判。这也是我们创作环境里面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风气。因为我确实感到我所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机会也太难得了，一生当中也干不了几件事情，如果老是停留在那儿沾沾自喜、老有收获感的状态之下，也是一种不会有质的这种变化，只能是量的实现。”

谈到视野的开阔，时间说：“因为我过去我负责的是8分钟，现在我负责的是150分钟，150分钟对社会的影响要远比8分钟的大的多。”

时间觉得，这种的开阔，不光是时间上的开阔，还有一个是在层次上和方式上的开阔。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直播如此长时间的新闻主打栏目，或许这就是一个代表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大台，（但是却不是电视强台），向世界发起冲击的机会。

“他也是一种竟技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和人家在一个赛场上光明正大地较量，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起码知道这个赛场的一些情况。过去我们根本就没去过，不能来，跟本就够不着，现在知道了解了对手的一些情况，当然目标更加明确了。”

时间和《东方时空》的同仁们，在每一个新太阳升起的那个早晨，只争朝夕。

摘自《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